涿鹿之优

石 英

　　住居京西北八达岭外的河北省涿鹿县，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距今约五千年的上古时代，黄帝、炎帝蚩尤以及其部族曾先后角、会盟鏖战于此。最著名的如“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等，皆在司马迁《史记》中有述。也就是说，涿鹿大地上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不仅仅见于大量的民间传说，在经典史传中也是有记载的。以今天的历史发展眼光者来，当年中华民族祖先们角逐、交并的结果，也促进了华夏民族各支系之间的大融合。正因如此，如今在涿鹿大地上矗建的“三祖堂”内，黄帝、炎帝和蚩尤同为中华民族始祖只代表，也是很符合辩证史观的。
　　我本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曾因公去涿鹿多次，包括“三祖堂”兴建后的拜活动，并写下《涿鹿三祖浴秋风》一文而在十多年后的补救前，我又有幸与河北、天津等地的文友去那里采风。当地的年轻同志不知，问我“以前来过没有？”我以《水浒传》的习惯说法答曰：“大约来过五、七回吧。”
　　在此不想平面罗列黄帝城皇帝泉以及蚩尤寨的诸般遗存与相关的故事，因为它对许多读者而言已不陌生。我只想就本人数次来涿鹿风采考察引发的思考，概括而言党日黄、炎、蚩三个较严重的大部落何以在涿鹿碰撞，又何以在此驻扎、生息并最终决定了去留？在哪方面的重要因素？是偶然还是必然的？思考结果，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是时代发展部落互动、迁徙的大趋势使然。当时在华夏大地，尤其是北方，散居着许多大小部落。最初阶段的聚众生息巩固之后则徐图发展；有的由相对固定渐呈流徙势；有的在互动中则难免发生某种摩擦。如蚩尤为首的重要部落的东夷，开始掌握了冶炼技术，亦能获得取鱼类之食，并在打造军器方面占得上风。在这种情况下，渐生向他处特别是今之华北大地发展之强烈愿望。我小时候上二年级时，常识课任老师就讲到黄帝、炎帝与蚩尤的故事。他说蚩尤部落虽然气盛，但仍嫌所处地域不够广阔，那想在的话可以说：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大闯一番，当然，传说中的说法是：蚩尤部在东南方击败了炎帝部，直追赶到了现在的涿鹿。在哪里，才形成了三大部落的会和与撞击。单拿这一具体事件而言，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扩及看来，而是当时大迁徙、大碰撞、大融合的大环境、大趋势中的必然。之所以在涿鹿大地演出这一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声有色的话剧并非完全出于未预料的碰巧，而是有基本走向的结果。当时黄帝、炎帝自西部黄塬地带东渐，而蚩尤则自东夷向今之华北更广阔的山野平原推进。从地理距离上看来，按既定走向大抵当于涿鹿一带相遇。历史的、地里的、机遇的诸种因素互为作用，使涿鹿这片地方据有大趋势的先机。此天时也。至于后来，炎帝部和蚩尤之余部向南运动和发展，固然有无奈的因素，但更是历史大趋势的驱动。其大致走向是，炎帝向今之中原地带，而蚩尤之九黎则在长江一男乃至今至西南生息。
　　十几年前笔者曾应邀去湘西花恒县参加“蚩尤文化节”当地的苗族和土家族同胞都对我说他们的祖辈是从大北边过来的。我当时在心里惊叹：这“祖辈”个跨越至今，可就是几千年的岁月啊！
　　其二是地理条件的吸引力和侵润力。以前我虽来涿鹿多次，除了参加历史遗存与体味文化遗韵而外，对于它地理状况之优势并未做应有的考察其实涿鹿大地以近世的观点看来，好像位居八达岭、居庸关外，但恰恰是由于他环山傍河，较大片的土地为盆地壮貌，总的来说是气候湿润，水源充足，颇利于耕作与饲养历史上凡都望之区，兵民集中之域，无不需要阜粮丰，始能保证食用等供应。上古时代虽交通、通讯不够畅达，不似今天瞬息可知，但既为有成大业之心者与智能在一般之上的首领，平时既不可能没有任何或远或近的哨探，以及对来自各方信息之敏感。因而在迁徙和互动中，便有着很强的选择性。无疑，涿鹿大地在那个时代能使“三祖”逐鹿于此既是自然与合约“缘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备而被吸附。涿鹿大地在地里上优势，至今不但可见古已有之的韵致，而是正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千里桑干，唯富涿鹿”。此语名副其实。不仅粮食品丰富，还是华北地区的优质葡萄主产之一。在餐桌上，莜麦、黍、稷等中国最古老和具有地域特色农作物主食又生发出新特色。另外，我强烈感到：涿鹿的气候和土质极适于各类瓜果的奋长。昔日的黄帝城故址如今已成为长势喜人的瓜果和葡萄的摇篮；而长达里许的吊瓜长廊更蔚成奇观：有条形、葫芦形、金盆托瓜形，不一而足。真可谓：金瓜银瓜乱人眼，风送暗香佳客来。此刻一年轻文友好奇的问：“不知黄帝、蚩尤吃没吃过这瓜、这葡萄？”众人笑而未答。按一般记载，似此许多作物大都为西汉之后张骞等使者自西域带来，上古代也许还在缺席。但可以肯定得是，今昔绝无完全断裂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行的延续，涿鹿就是这种延续性的突出典型，此乃地利因素也。
　　其三是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促成涿鹿人性之质朴与重义。由于“三祖”在涿鹿的会合与角逐给人的印象太深，极易给后世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里最初是没有任何“原住民”的。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在黄、炎、蚩三大部落来此之前，涿鹿乃至北方大地亦有零散部落栖居，有不少民间传说能够说明：涿鹿的民风淳正，人性质朴而重义。外来大部落来此后，如黄、炎、又产生了深刻影响与相互溶解举一个例子：当初炎帝为尝草、冲给众人治病，而被一种有毒的“蛐蜓”毒死，从此人们对这种昆虫恨之入骨，此后几千年，对其绝不原谅，无论老幼，只要见到蛐蜓，便骂一声“坏家伙”然后一脚踩死，以示为炎帝报仇。爱憎分明，可见一斑。涿鹿人的这种重情仗义的本性，一直延续下来，我特别注意到：凡对涿鹿做出贡献或与涿鹿具有感情关联的人们，都被深挚地纪念着寄予悠长的怀思，入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丁玲在涿鹿温泉屯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一直未涿鹿人所传颂，并为这位著名女作家建了纪念馆；同是上世纪的1958年，郭沫若带领全国文联和作协的文艺家来涿鹿参加采风，也一直被传为佳话；还有战争中涿鹿大地战斗过得将军，革命干部，涿鹿人也从未忘记……等等。都说明这种美好的人性前年延续，不断发扬光大。不难看出当初中华先祖部落云集，此地人性“气脉”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综观上述，天机、地利、人性三优兼俱，当是华夏先祖瞩目于此的主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