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群读史诗书系列之戊戌变法

　　【书者心札】本期说的是戊戌变法及其后来的戊戌六君子的事情，作为历史，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件。可是你玩味一下，细品一番还是蛮有说道的。

　　第一句：康梁戊戌秀公车。公车，这个词在汉代就有。它是一个官署名称，现在说就是政府办公的地方，不会叫人随便进出，那个地方叫做“公车”。后来有了变化，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史记·东方朔传》有段记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那个时候，便有了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后来，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不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在顺治八年作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即应试举人的路费由政府的布政使供给，路费的多少，因路程远近而不同。广东琼州府最多，每名三十两白银，山东最少，每名只有一两。其余地区，由三两至二十两不等。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了每人发给白银三两，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车上插一面“礼部会试”黄布旗。这样，“公车”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了。

　　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是个专有名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带了几千名举人(举人的雅称叫“公车”)给当时的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实际上这个事件还是很有争论的。关键是康有为自己写了一本书叫《我史》。1895年的3月，甲午战败，正好也是康有为带着弟子第二次入京会试的日子，清政府跟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偿，丧权辱国。举人们上书反对，提出了系统的变法法案，开始了维新运动，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现在是个历史常识。既然是常识，就容易被忽视;越是常识的东西，往往距离真相越远。我们现在知道了常识就是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那是依据《我史》。但是同样是《我史》与史料结合来看，只能证明康有为是策划者。第一次上书，康有为就没有签名。他的弟子在当年的夏天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公车上书记》，序的作者叫“哀时老人未还氏”，梁启超曾经用过“哀时客”的笔名，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领导者，止于陈述梁启超与湖南举子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歪曲事实。多年之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

　　我们还回到戊戌变法上来。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差不多100天的时间，所以又叫百日维新。当年三次上书，只有第三次被想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看到并引起重视，前两次根本就没有送达，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这场运动触犯了“老佛爷”的利益。慈禧是个守旧派，所以笔者称其为“秀”，是想说明康梁后来的结局。“前店后坊有阻隔” ，三次公车上书的确秀了一把，可是前面卖东西，得后面给东西，权在慈禧而非光绪。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囚了光绪，跑了康梁。杀了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

　　六君子里有个叫康广仁的人，我说“君子喋血冤广仁”的意思是：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六君子中唯一没有做官，且与维新甚远，“因康耳，且传，与兄入宫闱，喋血菜市口”。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六君子的就义图。刘一鸣，老狱卒，当年看守谭嗣同等六人，他的描述是：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面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刘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我们能看到六君子的形态。谭嗣同，号壮飞，本可随梁启超逃走，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康梁跑了，谭嗣同自成君子，康广仁冤成君子，其余四人不得不成为君子，这就是命运和历史。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大庆市书协主席 伊文琦